我的手轻轻按着快门，两眼瞅着海面上一道渐渐隆起的巨浪，轰响着向岸边滚过来。浪头越滚越高，响声越来越大。我正准备抢拍一张水花飞溅海浪拍岸的照片，老唐走到我身后，拍一下我的肩膀，很兴奋地说：“那儿有咱们一位河南老乡，你快过去认识一下。”
我稍一松手，海浪扑上岸礁，满天的水花纷纷落下，再按快门时已经来不及了。这个老唐，怎么不迟不早给我介绍起老乡来了。我虽然心里悻悻的，有点扫兴，但也不能冷落了这个满腔热情的老朋友。
我们这些中国老人大都是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奔儿女来澳大利亚探亲的，也有随儿女来定居的。从一个长期封闭的东方国度来到这个有浓厚英国遗风的西方国家，出门不认识路标，一句英语不会讲，人家很有礼貌的打招呼，自己只会傻乎乎的微笑。儿女们各有各的事，每天早出晚归忙得不亦乐乎。自己在家呆着，才来几天还可以，时间一久就想出去走走。远的地方不敢去，只能在附近的公园里转悠，或者到图书馆里去找中文报纸看。这些地方，有澳洲人也有中国人。中国人找中国人，互相一介绍，大家就认识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的中国人逐渐多起来，其中也有些人能认得一些英语词语，会一些日常会话，能够问个路，看懂一些旅游资料。几个自告奋勇的热心人就领着大家去远一点的地方看风景。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何必曾相识。于是这个星期去海滩，下个星期上蓝山，凡是悉尼的好去处大家都想去看看。时间久了，每次出去都有一些新朋友加盟，也有一些老朋友离开悉尼回国。
我跟着老唐来到沙滩边上，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坐着一圈人，老唐指着一位头发苍白的女同胞说：“她就是咱们河南老乡。”
听老唐这样一说，她抬起了头，我也把目光转到她身上。她身材比较瘦小，穿着朴实不华，黄黄的面颊上有几处老年斑，饱经风霜的额头上布满了皱纹。
我试探着问：“你也是河南人？”
“我不是河南人，可是在河南生活过20多年。”
“什么时候？”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同龄人！我心里说。
“你是河南哪里人？”
“洛阳。”
“我当年就在洛阳工作呀。”
越说越近了，我们还真有点老乡的缘分呢。
接下来她就滔滔不绝地叙述起她在洛阳生活的经历来。她原籍是广东人，经她爷爷移民到泰国，到她已经是第三代华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响应政府号召回去建设新中国。那年她才16岁，在广州学习六个月，就被分配到洛阳一个工厂里去了。
她说：“刚到洛阳，修洛河大桥，我们就站在齐腰深的河水里，传递钢材石料，浪头打过来，大家就手挽手紧紧靠在一起，顶着水浪。解放军战士站在第一排，共产党员站在第二排，我是共青团员，站在第三排。那时候年轻气盛，天不怕地不怕的，可有劲头啦。后来参加民兵练武，部队上派去一位战士当教练，到打耙的时候，我心里嘣嘣跳着又激动又惊慌。那个教练真有意思，他放进去一颗子弹，让我瞄准。第一次打枪，我吓得手直发抖，脸上的汗也不觉流了下来，眼睛看着步枪前面的准星，直冒金花，就是不敢扣板击。他鼓励我说：“打吧，如果打不好不给你算成绩。”
我屏住呼吸，在他的一再催促下，两眼一闭，扣一下板击。谁知他放的是一颗教练弹，根本就不会响。我紧张的心情被这一逗，立刻放松了下来。接着他又拿出一颗子弹，让我看着放进枪膛里说：“沉住气，再试一次。”
我满以为他放的还是教练弹，心里一点也不惊慌，就按照射击要领，瞄准了前面的耙子，不慌不忙地扣动了板击。“乒”的一声巨响，枪托向后一震，把我给吓晕了，原来他把真子弹放进去了。他微笑着鼓励我说：“不错，不错，很勇敢的，再打两发。”
经过第一次真枪实弹的锻炼，接下来的两枪，我真的什么也不怕了。三发子弹打完，我还得了个优秀。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好像上了瘾，就缠着教练要子弹，还想再打几枪。教练说：“每人三颗子弹，一颗也不能多，这是纪律。”至今想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看来当时你对那个教练印象还不错，想没想同他谈恋爱？”快嘴的老唐半开玩笑半追问似的，好像他手中掌握有什么把柄一样。
女同胞好不思索地说：“人家是军人，政治上审查很严，我是一个海外归桥，怎么有资格和人家谈恋爱呢？”
“海外归侨怎么了，他不就是个当兵的吗，凭你现在这身材，那时候一定很漂亮。他愿意你，你还不一定愿意他呢。”大家都七嘴八舌地乱说起来。
她笑笑，从遥远的记忆里清醒过来，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干什么。”
女同胞向一边挤挤，空出一个位置让我坐下。大家一面吃自带的午餐，一面海阔天空的闲谈。人一生中经过的磨难怎么也忘记不了，一有机会就想向别人倒倒憋在自己心里的苦水。女同胞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说着不想再提起那些旧事了，经不起大家三问两问，就向朋友们叙述起来。
刚回国那几年她也是很积极的，迫切要求进步。入了团，还想争取入党，可是她的华侨身份，使她的政治生命终结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她被视为从海外派进中国的特务，惟一的证据，就是她母亲给她寄的一台美国产的缝纫机。那时候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缝纫机是她赖以生存的重要工具。每天下班以后，她都要不停地给孩子们缝补衣服。当时中国的棉布凭票供应，一个人一年才有8尺布，全国人民都过着新三年旧三年补补连连又三年的日子。她的孩子们穿衣服特别费，就像身上长有牙齿一样。那些补了又补的衣服就像老和尚穿的道袍，补订上面摞补订。有时候她也帮助孩子多的女工补衣服，她本来没有什么企图，就是一副好心肠，助人为乐嘛。得到过她帮助的女工总要有意无意地给她传名，说她心底善良，手艺好。人怕出名猪怕壮，连她的缝纫机在全厂也妇孺皆知了，而且还是美国货。
“那决不是一台普通的缝纫机？说不定是一台发报机。对，肯定是发报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有些人的政治嗅觉特别灵敏，于是她被揪出来了。
“敌人是最善于伪装的，表面上越善良，骨子里越反动。别以为她是在助人为乐，那是糖衣炮弹，吃下去是要爆炸的。”
“别看人长得很漂亮，毒蛇还会变成美女呢。”
越分析越上纲。
她爱人是厂里的一个技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