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钱一斤，一块钱四斤，红心红薯，红土地上长出的红心红薯，吃生、吃烧、吃蒸、吃烤，个个保甜——”周日无事，我与老伴街上漫步，忽然传来卖红薯的吆喝声，只见一农民拉着一车红薯在街头叫卖。
不知是他的叫卖声吸引人，还是那红薯确实好吃，真的有不少人竞相争买。“买几斤吧！”老伴也动心了。“走吧，神经，你还没吃够？”我见那东西就条件反射似的胃酸，看都不想看，嘴里的酸水又要往外流了。“你不吃，谁还会往你嘴里填！祥祥前天不是闹着要吃烤红薯吗？”“哦――，”我想起来了，六岁的小孙娃最爱吃烤红薯，前天还缠着要我买呢。我俩走到车边，见那红薯确实不错，多为圆长条形，个子大小基本均匀，大多在一斤左右，不大不小，卖者好象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煮、烧、蒸都合适。且洗得净，颜色鲜，皮儿乳白，瓤儿粉红。心想，这人真会做生意，老伴也急忙挑选起来。
回到家里，老伴将买来的红薯洗了又洗，放在火边，盖上铁笼盖，又将火炉半开，用微火炙烤。不一会，祥祥已耐不住性子了，几次要掀笼盖，被他奶奶挡住。约三十分钟，就闻到了烤红薯的味道。老伴关了火门儿，掀开笼盖，将烤透了的红薯一个个夹了出来。祥祥赶忙抓了一个，由于红薯太热，他两只小手不时地轮换，还用嘴不停地吹着给红薯降温，还没吹凉就在口大口地啃了起来。
他们这一代是钻进福窝不知福，啥好吃啥，真是鸡鸭鱼肉都吃腻，山珍海味不希奇，偶尔吃个红薯自然新鲜香甜，那象我们这一代都是吃着红薯长大的。生红薯、红薯片、红薯汤、红薯面、红薯馍……万变不离其宗，天天吃、月月吃、年年吃。下到窑里的红薯时间一长就会变坏，坏着吃着，虽煮锅时把坏疤挖去，但苦味难除，吃着又苦又涩，吃得又够又烦，可别无他法，不吃只有饿死。到如今还见红薯就翻胃，距今已几十年了，打个饱嗝似乎还有坏红薯的苦味！
我还像我孙娃这么大的时候就遇到一场可笑的红薯风波：红薯苗栽上不久，秧还没长到二寸长，我和三个小伙伴到地里玩耍，好奇的在红薯苗边挖开一坑看红薯结了没有。一看红薯苗的下端才扎下像细线一样的白根根，赶紧把土封上。不巧被马队长碰见，以偷红薯为由把我们训斥一顿之后，又把我们带回村里，四个小孩有三个是贫农出身，就我出身不好，自然成了批斗对象。马队长召开群众大会要批斗我，一个六岁的孩子吓得哇哇直哭，批斗会没法进行，反正揪不住头发揪耳朵，就让我父亲代儿受过，说是大人唆使儿子去偷队里的红薯。父亲只得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做了深刻检查才算了事。
上世纪那个饥饿的年代，因红薯产量高，便成了人们的主要口粮。一年秋、冬、春三季天天、顿顿不离红薯，红薯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宝贝”。可队里分的红薯大人们还要计划着吃，要不计划，到春天会活活饿死。所以就是秋后刚挖罢红薯的季节，我们也得处于半饥饿状态。秋假跟着犁拾红薯地没挖净的红薯，便是我们这些孩子最理想的工作。记得我和一个伙伴一次得到允许去拾红薯，拾了一堆之后，就缠着犁地的张伯烧红薯吃，张伯见我们饥饿，就挑选一些好的埋在晒干了的红薯秧里烧了起来。由于火大，外边的皮早烧成焦黑色，里边的心儿还是硬的。听大人说：“红薯没脸，只要磕软”。我们拿着半生不熟的红薯，在硬地上使劲磕几下，就香甜地啃起来。我们正啃得满嘴黑时，下乡工作队员突然来了，吓得我吃进嘴里的一口红薯咽不下去，也不敢吐出来。他训了我们一顿，还扣了张伯的劳动日。从那天起，我们再没得过这种美差。
春天就更难熬了。我们常常是肚皮贴着脊背，没有一点生气。“均，起吧！”一天早上我在梦中被爹叫醒。“下雨了，队长不会起来，你从去看麦地有没有狐狸哄出的坏红薯，你去学还没啥拿哩！”我赶紧起来，拿一根长铁钉，开开门，两边看看没人，才放心地走向村东麦地。我这里刨刨，那里挖挖，满脚、满手都是泥，雨水顺着头发流到脸上流进眼里，不时地用手背和袖头擦掉眼角的泥水。还好，终于挖到了三个早已冻坏了的一捏乱流苦水的红薯。我很高兴，因为今天上学又不会饿肚子了。
到村头，看看队长家的大门还没开，我才小心地进了家门。母亲赶忙洗去坏红薯上的泥土，揭掉红薯皮，又撒上一点红薯面，在案板上一揉，就开始烙“馍”。我站在锅台边喝着母亲为我煮的能照见影子的稀饭，烤着淋湿的衣服。衣服上慢慢地冒出热气，我的心才慢慢地有了一丝的温暖。
吃过早饭，我淋湿的衣服干了，母亲也将“馍”烙熟了。父亲把馍装进书包背在我的肩上，又取出一顶烂草帽给我戴上，弯下腰挽起我的裤腿。我一手掂着两只鞋（那时一双鞋要母亲千针万线的缝，很不容易。所以男孩子雨天都赤脚走路），赤脚走出家门。每踩一脚，稀泥就像泥鳅一样顺着我的四个脚指缝钻出来，爬上脚面，透心的凉。可我还是比较高兴的，因为我的书包里装有“馍”！
“爷爷，好吃，可好吃，你尝尝！”孙娃大喊一声，打断了我的回忆。我抬起头见祥祥拿着一个热红薯很调皮站在面前。“爷爷不吃，爷爷小时候是天天吃、顿顿吃，今儿个你奶奶是专门给你买的。”“哎呀，爷爷小时候真美！天天吃红薯！咋真幸福！”祥祥欢蹦带跳地大喊起来。我不知怎么回答孙娃，只是不自觉地点点头又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