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军游击队医生蒋丹青
一九七六年我在叙永文物征集办公室工作,受组织委派调查红军川滇黔游击队的历史,走访了曾在红军游击队任过军医(解放后任古宋二医院院长)退休在家的蒋丹青,当时蒋老己年过七旬,双手患风湿不能握笔,他口述,我记
一九七六年我在叙永文物征集办公室工作,受组织委派调查红军川滇黔游击队的历史,走访了曾在红军游击队任过军医(解放后任古宋二医院院长)退休在家的蒋丹青,当时蒋老己年过七旬,双手患风湿不能握笔,他口述,我记下了这段历史,但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蒋老还存几分顾虑,记载的史实有些欠详,可惜他老人家早已离开人世,无法再访,留下了一个遗憾。下面是我整理的蒋丹青口述在红军川南游击队的一段经历。一九三六年夏,我在黔北一家私人药铺里当伙计,在个人前途淼茫失望,无从生活的艰难处境下,想寻找一条出路,听朋友讲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在川南一带势力很大,打富济贫深受百姓拥护。于是我决定去找游击队。大约是1935年夏末,我到了在安顺芦蔌哨三家兄蒋一平处,有位姓刘的朋友从贵阳赶了来,我还约定了马岭的傅中一,三人经黔西、大定、毕节,步行了三四天到了云南的水田寨。傅中一出面找了阮俊臣的边棚康俊,康派出了二人带路,当晚从康部出发,一行四人,(因傅中一要到阮俊臣部未和我们同行),赶夜路,爬山路,天快亮时,到了游击队的司令部驻地,经与岗哨联络,对上了暗号,他们中的一人跑去报告刘复初司令员后,回来说:“请进!”我同刘方便进了司令部,刘司令员坐在地铺上,亲热地喊:“显武(我儿时的书名),请进来坐。”我把刘方当面介绍给他。刘司令员叫醒了身旁睡着的几个人给我们作了介绍。他们见我们衣服全被露水湿透了,招呼人升火为我们烘烤衣服。在火炉旁我们谈论了沿途的经过和投奔革命的心愿,看到司令部的人如此热情,心底感到高兴。天亮后吃了点玉米粥便同路行军了。穿林海,过沟涧,一天行程一百多华里,天黑宿营在一个小寨上,司令部人员似乎已经研究过,便分我作司令部的医护工作。同时给我介绍了一位年约十四、五岁的小红军,队伍上的人都称呼他“老资格”,是我的直接领导(当时从内心讲是有些小看他,但必须组织服从),以后又添了一位姓李的少年,是云南农村来的农民,也作了卫生员。我们就三人组成战地医疗组,在“老资格”的带领下,随同司令部人员行军,宿营时,就到各大队看望和治理伤病员,吃饭有时也在大队上,工作完回司令部,如住房较小时,我们三个人才离开司令部领导,另找一室居住。我们的医疗条件极差,用盐水给伤员消毒,到山上找草药给战士治病,偶尔由交通员买回一点消炎粉或阿斯匹林片都要到了万不得已时才能动用。“老资格”和那位姓李的少年,对草药都很有研究,他们用很多民间单方给伤员治病,特别是止血治枪伤很有几手妙法,我暗暗学习他们,慢慢地消除了对“老资格”不服气的心理,成了知心朋友。大概是深秋的一天下午,我们同国民党的正规军遭遇,我们的三个大队分三路抢占高地,打死打伤了军敌二十余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晚上我们退回大山上宿营,买了一坛米酒在露天开庆功会,我因为连续为三名伤员包扎,表现勇敢,受到司令部表彰。第一次感受到革命胜利的喜悦,也第一次体验到我这个青年人的价值。
我在游击队的日子里,看见的是官兵一致,生活上同甘共苦,每月官兵都只发1—2元的饷金。其实根本没处用,穿草鞋都是自己动手编,生活虽然很苦,但心情是舒畅的,工作繁忙、紧张,白天宿营,休息多,遭遇战斗也较多,不是碰上地方民团武装,就是碰到川军、滇军、中央军。夜晚行军多,奔袭战斗多,而且是我们游击队打仗的长处。
白天同敌人战斗有若干次,我能记起的与正规军作战的有四次:
第一次时间是三六年深秋或初冬,我们从川边去云南,袭击坡头陇家反动地方武装回来,渡过大渡河,行军半日宿营。我同“老资格”在一小河边赤身洗澡、正在洗衣服时,就听见后卫方向有密集的枪声,我们立即跑向司令部,听说敌人是云南的正规军,司令部住在小河右岸,后方驻有我们少数部队。政委、特派员、司令员三人研究之后决定反击。先派出一个尖刀班迅速占领河对岸高地,又组织四支小部队沿河反击敌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从上午十时打到晚上,深夜收回后卫,敌人弃尸多具,我们只有一名伤员。接着我们拾起战利品又是急行军。为了甩开大股敌人,一连两三天,我们部队都是白天隐蔽休息,夜间行军,敌人摸不准我们的行踪。
第二次与敌正规军作战,是我们在川黔边老林隐蔽休整几天后,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有敌人运军火过境,我们急奔了七、八十里,袭击贵州燕子口的二十军一个连。他们是从泸州经叙永押运军用物资去毕节的。敌军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快速如神。离燕子口二十里时,指挥员命令部队跑步前进。我同司令部工作人员几乎落后一个小时才到达燕子口街上,又听见前方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不多久,我们的战士押着一批批挑子和马驮子,从南面回到燕子口街上。敌人早己溃散逃命了。一百多担物资都是军用的,有子弹,有布匹,有照相器材,有医药。这些东两老百姓也是需用的,司令部组织力量,除装备部队需用的,其余物资全部分给了当地老百姓。我们在燕子口街上写了许多标语,开了庆功会,吃了中午饭,下午三、四点钟,我军向后撤,走小路与川黔大路并行,向北行走约20华里,司令部在前,三个大队在后分散宿营。次日晨,天刚明,各队已早餐完,按命令集中在一山麓草坪上,司令员正准备讲话,侦察员跑来报告:前面不远处发现了敌人正规军大约有一个营。政委龙厚生同司令员几句耳语后,给部队指战员下达命令:现在我们登山后撤,寻找有利的地形和时机伏击敌人。又临时抽调手枪班一部分人员,配备轻机枪一挺,同一大队一部分战士,在三个大队和司令部之后。我军登山约行了五华里地,后面部队乘着大雾向敌人发起攻击,我随司令部在前,只听枪声很密,后来听说敌人遭到突然打击溃不成军,遗下几具尸体后退走下,我军星夜行军,把敌人抛得老远。
第三次是在石厢子与古蔺的保商队和正规军的遭遇战。初冬时节,我军向河坝场行军,敌人在左侧高地上,保商队在我军前方。我军分两路,一路佯攻将正规军的一个连引开,一路配备强兵追击保商队,结果保商队的二十九条枪全被我们吃掉,抓到的俘虏都放走了,保商队长还向红军写下了保证书。接着我们行军三天三夜绕了一个大圈后在贵州边境一处大山林扎营休整。
第四次是粉碎敌人的三省围剿。我们在贵州边境休整几天之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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