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写《读顾随文集》时，求全责备于贤者，指出了萧公权先生书中的误记，这应该看做是学者们的一件趣事。实际上，萧公权先生是位纯粹的学者，1926年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次年，这篇得到广泛称誉的论文由伦敦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出版了，当时，还有一位大师的作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时出版。可见，萧先生的学养功夫在那时就可以和梁启超先生比肩了。
萧先生的这本《问学谏往录》，叙述了自己由一个蒙童成为一个学者的艰辛历程。看过萧先生的书，才明白先生立志于学术，游离于政府和政党之外，保持赤子之心的胸怀。这也是萧先生作为当代宪政大师对现实的讽刺，也正因如此，萧先生才有精力研究学术，把中国悠久的政治思想传播海外，惠济士林。
萧先生在书中记录了一个故事，1924年，杜威到康奈尔大学主讲“法律和逻辑”。萧先生有机会听课并荣幸的邀请杜威到康奈尔大学中国学生会做客，席间，萧先生问到：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何在？杜威的答复是：中国的文化过度了。萧先生的评价是，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学成归来后，萧先生服务于许多大学，后来辗转去了美国的华盛顿大学，一直到退休。一个世界级的学者，不远万里到美国求学，又回到美国传授中国的政治思想。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著作才又得到同胞的重视，这难道是历史和他开的玩笑，他在颠簸琉璃之中，所遇到的困苦和压力，又有谁理解。
一国学术的兴起，必须有时间和人才的积累。二战以后，美国不遗余力的招集各国的精英充实自己的研究机构，主观上使得自己的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其他国家，同时，也为其他国家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条件。
萧先生在结语中说，自己的父亲早年也有留学的愿望，并且刻了“万里寄踪”的印章。没想到，萧先生一生就在万里寄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