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淄博那天，下起了雨，雨水不是很大，冬天的雨水一般都不是很大，但这不大的雨水却令人很感伤，是那种说不出的感伤，心里面装的又全是悲凄，于是我的感伤的神经认为这雨水不是雨水，冬天里是要下雪的怎么会下起雨呢，这分明是老天爷的热泪在流。啊，连苍天都哭泣了。
原本是不打算离开淄博的，记得一个夜晚与红娟在月下畅谈，我无意识地说了一句济南的朋友，并透露出在济南要比在淄博谋生容易的感想，她便问我：“你很想去济南吗？”那语气有种对我想去济南不满的意思，其实我并未想去济南，于是很认真地对她说道：“来淄博之前我没想过要来淄博，来淄博之后我没想过要去别的地方。”如果她不是傻子的话——她当然不是傻子——肯定知道我话中的意思，我是舍不得离她而去呀，甚至连短暂的分别我都不愿意。
当初离开天鸿，我原本有许多地方要去，但一想到要离开她，就舍不得了，所有的想法都抛却了。虽然在淄博没有找到称心的工作，但白天里有几本书看，夜晚有她来相陪，也落得几天的清闲自在。但朋友老戚说我这样子给人的感觉太“不务正业”了，正好赶上一家沈阳的单位要我过去工作，于是我狠了狠心，就算再多的舍不得也与她像生死诀别一样的离别了，不料到沈阳没有两天，并承受不了那别离之苦了，见不到她心中很不踏实，便又打道回府连夜坐火车回到淄博，这一段的心情在那篇《北行杂记》中都说了，在这里我就不再多说。
渐渐地，我也感觉不找份工作对于我和她的未来都是不现实的，于是从沈阳回来后不多久就去了淄川一家陶瓷厂做他们内刊的编辑，虽然淄川是淄博的一个区，但离张店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可与沈阳比起来，那又近多了，公交车也方便，也就是一个小时的路程。但是在淄川工作不到三天，我和她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我两个月来飘忽不定没有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给她的感觉太不现实了，而她又是一个很想过着稳定的生活的女子，再说了，哪个女子愿意拿自己的明天给一个人来赌呢，没有工作就没有钱花，没有钱花就没有饭吃，饿着肚子的人没有爱情，只要不是浪漫得过了头的人，这道理他就懂。所以她决定要离我而去我是在道理上理解，在情感上却是无法接受的。这样一来，在淄川的工作我自是没法安心做了，心里想的是，我要去干一份事业，我要挣钱，我要成名，我要让她知道我值得爱，我要靠实力让她回头。于是我辞掉了淄川的工作，赶回张店，见上她一面，就去济南。正好这个时候是同乡又是朋友的老付也离开了天鸿，感觉留在淄博无望，正打算去济南，于是我们有了这次的同行。
走的前一天，我们已收拾好所有的行李，行李太多了，我们两个租一辆车到济南都可以了，可我们却舍不得花那租车的钱，于是打成包去火车站的行李房托运。到了行李房，几个工作人员却说我们的包不够结实不合格，非要给我们重新打包，我知道他们是要从中赚我们的钱。由于我的心情本来就因伤感不太好受，当然不同意他们给重新打包，于是争吵，一气之下，我又花钱把行李拉回住处，打算随身带四个包，其余的两箱书和一个包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先放在朋友老戚那儿。我想，反正红娟在淄博，我会常回来看她的，以后再顺便拿走。
走的这一天，家在临淄的好友徐伟说要来给我送行，可他又赶上上午要去淄川考驾照，只好下午来，我们的车是下午五点的所以有时间等他来好做个告别。上午的时候，我去找老戚要他房门的钥匙，老付去银行把他淄博的账户上的钱都取出来，他说他永不回淄博了，似是淄博这个地方给了他很大的伤害，个中原因属个人隐私我在此也不便多说。
我拿到钥匙老付也取了钱，我们便回去把我的那些拿不走的东西放到老戚的房子里。老戚住五楼，我的两箱书又格外的沉重，老付的身体又特别的虚弱，亏得我身上还有几块残留的肌肉才把它们一一扛上去。上上下下的几次，身上也出了汗，还不少呢，内衣都湿了，粘在身上，很不舒服，外面又有寒风有冷雨，真是里外难受。我是一个很伤感的人，但我又有些乐观，总喜欢把一些不顺当成老天爷给我的磨难，告诉自己人生沧桑才是真，彩虹总在风雨后，老天爷会让我所有的牺牲都得到补偿。
大约十二点左右的时候，徐伟考试完匆匆赶来了，正好也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们仨就去了住处东边的一家小酒馆喝酒。徐伟要给我们俩送行，可我俩怎能让尚未工作的他拿钱给我俩饯行呢，我俩虽有些狼狈虽并不富有，也是拿了几个月的工资的呀，也多少够和兄弟们一起吃顿饭的。
我们要了四个菜，一瓶酒，喝得很开心。虽然其中我们也谈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比如前途渺茫了，比如爱情伤痛了，等等，可酒喝得还是很开心。徐伟是逢酒必醉的人，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便劝他少喝，一会儿还要帮我们扛行李呢，于是在他微醉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酒馆。
此时，天空仍在飘着雨，淋在我们身上，潮潮的。看看时间，已是三点多钟了，心里有了紧迫感，因为从住处到火车站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于是顾不得在路上说什么，匆匆回去扛行李。唉，我的一辆行李车，由于我的几次远行，已经拉坏了。上午的时候，已经修理了一次，可这次装上行李，刚一要走，便又拉坏了，再买一辆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只好用手提着，三个人，每个人手里都有两个包，去挤公交车了。公交车上的师傅还是比较的善解人意，让我们一件一件的抱上车。可恨的是路上堵车，到火车站的时候已经快五点钟了，我们又有些累了，生怕赶不上车，因为公交车站离火车站还有一段距离，于是就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送我们到火车站门口。谁知太过匆忙，没有考虑太多的事情，在过检票口的时候，警察说我的行李里面有危险品。我莫名其妙，不知为何，我想我又没有带什么危险品，我怕什么。可火车即将发车，心里很是急迫，那警察叫我过去，要打开我的行李箱搜。一搜，搜出了我的一把弯刀，我恍然大悟。这把弯刀是一位曾在内蒙古读书的朋友送给我的纪念品，我一直带在身边，放在箱子里，把它当作装饰品，没想到一把小小弯刀如今竟成了危险品。徐伟见我被警察叫到小屋子里，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便过去找我，警察不开门，徐伟就急了，火车要开了呀，于是他就打巧小屋的门。这下没有事的也成了事情了，我被误解了，警察一定要没收，我想警察很认真地说明，这是我朋友送我的纪念品，可警察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