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里钩沉（50）
前些年，在中国的最基层，也就是农村与工厂，几乎一年不断的都能见到“工作队”（有的也称“宣传队”，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的身影。这些工作队，大多是被派到基层开展工作的，目的是为发动群众，打击资本主义倾向，坚定人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当然，另外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密切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共产党是以发动群众起家的；而要发动群众，就必须取得群众的信任。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是与群众实行“三同”，即：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其实，真正做到“三同”并不容易，而三者之中最不容易的是“同吃”。“同住”最简单，反正在哪里也是睡觉；“同劳动”也不太难，不过就是参加劳动，累一点罢了。“同吃”就不一样了。你可以试想一下，就是在眼下，中国的最底层过什么苦日子的没有？何况是几十年以前，基层老百姓日子的苦，就更可想而知了。再说，有的还不仅仅是生活水平低的问题，还有个生活习惯的问题。有的人懒的要命，平时家里乱的根本就进不去人；碗筷脏兮兮的，洗碗的时候，那些粥疙疤都没有洗净；有的妇女做饭的时候，也不洗手，鼻涕腾腾的，做着饭就不时甩一把鼻涕。做出来的饭，绝对是令人难以下咽的。但是，那时候谁要是敢嫌群众脏，恐怕就不光是简单的思想问题，弄不好就成了政治立场问题。所以，没有办法，闭着眼，捏着鼻子也得把饭咽下去。
工作队到各家各户吃饭，是事先排好了顺序的，今天你家，明天他家，风水轮流转。为了防止争执，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小牌牌，上面排着各家的名字。工作队要到谁家吃饭，头天晚上，上一家就把那小牌牌送到下一家去了，那一家就得提前准备饭。上级是有要求的，平时老百姓吃什么，工作队员就得跟着吃什么，不允许挑饭食。我清楚的记得，有一位女队员，面目清秀，皮肤白皙，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声音又低又细，是叫人一见犹怜的那种。她是个回民，不吃猪肉，为了防止尴尬，她在群众会上提前作了说明。“我是个回民，不吃猪肉。除了猪肉，吃什么都行。”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社员们的态度也不相同。有的要脸要面的，或是条件好一点的，饭食就好一点。因为父亲是队干部，与工作队员们经常打交道，我们家就属于态度较好的一种。不但吃白面，有时还要炒几个菜，喝点小酒什么的。我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1976年2月13日：
公社宣传队刘、牛、张在我家吃饭。
晨：粥、烙饼、炒菜。
午：炒菜喝酒、包饺子。
晚：小米饭、炒菜、烙饼。

大部分人家从面儿上也能过得去，自己吃什么就让他们吃什么；有些人就不行了。有的是家里确实没有条件，拿不出好东西给他们吃；有的却是有条件，故意不给他们吃。比如对干部有敌意的，或是故意让他们看看家里穷的等等。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邋遢人家，见了他家的饭根本不敢下嘴。
遇到后一种情况，工作队员心里就叫苦不迭，有的只能勉强下咽；有的实在咽不下去，就找借口躲过去：或是回家，或是借口开会不知躲到什么地方改善生活去了。等回来的时候，就轮到另一家了。可能是有人觉得不公平，为什么有的管饭，有的不管饭；也许有人故意给工作队出难题，有人就提意见了。大队干部为了照顾工作队，就把那小牌牌上面注明几月几号，轮到谁家就吃谁家。大家这才不说什么了。
“三同”的作用，不能说一点也没有。通过在社员家吃饭，确实能了解到一些群众的疾苦。不过，在那个年代，即使他们了解了这些真实情况，恐怕也不敢如实的向上汇报。倒是有的队员或是出于同情心，或是为了讨好管饭的人家，有时候就主动帮着申请一点救济粮，从客观上是为社员解决了一些困难。不过收到的也不完全是好的效果。有的人一看谁家管的饭不好，谁家就能吃上救济粮，索性也不做好饭了。工作队员们有苦说不出，自己种出的苦果，只能自己吞下去，背地里却免不了自怨自艾：“善门易开不易闭啊！”
工作队的形式一直存在着，直到今天。不过，现在的工作队跟从前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过去的“三同”，是要真正的“三同”的；现在，改为好吃好喝不说，还得有烟有酒。记得是1990年初，上级又派了工作队到村里，宣传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个原则。当时时兴喝一种叫“古遂醉”的酒，工作队员们整天喝的醉醺醺的。群众气不过，就编了两句顺口溜：“工作队，工作队，一天一瓶鼓捣醉(“鼓捣醉”是“古遂醉”的谐音)”。再后来，就更不得了了，不但要有吃有喝，还得有小姐陪着。有人就嘲笑道：哪里是什么“三同”，纯粹就是“三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