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意识是一切思想中最阴暗、零乱的意识。由于它的不成体系和不确定性以及极大的依附性，历来很难让人抓住把柄和当作靶子。流氓意识是人性中最丑恶的部分，它的特点是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充满兽性，它无视任何道德规范和法律、纪律的约束。因此，对一个追求文明发展和稳定秩序的社会，它的危害和腐蚀性、破坏性是极大的。当前，我国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一切新的秩序和文明正在建立和完善之中。所以，有必要对流氓意识进行一番剖析批判，以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社会空气的净化。
流氓意识来源于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各个阶层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马克思?《露易?波拿巴政变记》）。这个阶级的产生是历史上频繁战乱、饥荒和政策性造成的结果。
社会动荡不安把大量的破落地主、破产的资产阶级、失意的政客和官僚、失去生计的小资产阶级、农民、产业工人以及社会其他阶层的一些失败者抛入这个阶级的队伍里。他们没有正当职业和谋生手段，不得不去干一些与社会为敌的勾当。这个阶级的特点是好逸恶劳、贪图享乐，他们憎恶现存社会的一切秩序和文明，社会的动乱——战争、革命、运动是他们的天堂和节日。
这个阶级的每一个成员既无思想、又无立场，也毫无羞耻心。他们的信条是“有奶便是娘”，他们是任何人都能收买的凶残的打手。在历史上，他们既是摧残旧世界的急先锋，又是维护旧秩序的刽子手；既是农民起义的生力军，又是封建领主的座上客；他们既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又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的流氓骨干。几乎在每一次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都能看到他们甚嚣尘上的表演。他们的本性注定他们的命运的大起大落。所以，每一次革命和运动后，他们不是被送上断头台或投入监狱，就是被封官加爵甚至黄袍加身。
流氓意识在我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影响颇广。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鸡鸣狗盗”之徒，就成了没落贵族阶级的“座上客”。而这些人颇干了些惊天动地的事业。楚汉时期，韩信、刘邦一帮人都是典型的流氓，而最后他们都是成了正果的。三国时期，曹操、孙权、刘备的一些相当数量的将领和谋士都是流氓无产者。隋唐时期，唐太宗收罗了一大批“绿林好汉”为他卖命，他们都一一名垂青史。至于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不用说更是十足的流氓了。此外，大大小小被统治者称为“流寇”和“乱民”的农民起义，更是数不胜数。翻开一部中国史，可以说随时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历史上还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种现象在近代史上也一样。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不用说了。从辛亥革命到建国前的各个阶段，流氓无产者也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孙中山领导的最初几次反抗满清的起义，其基本队伍就是天地会、哥老会、青红帮等流氓组织；蒋介石起家靠的是上海的流氓头子杜月笙、黄金荣等，并和他们称兄道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国民党右派讥为“痞子运动”的农民运动，虽然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被毛泽东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但同时他也承认：在那些参加农协的农民中，赤贫（即游民无产者）占20％，而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中，赤贫则占50％；同时他还认为“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红军中游民成份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思想”（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
建国以后，流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已不复存在，但由于中国历史和我党历史中的这种特殊现象，流氓意识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为它提供了最好的舞台。闹剧在一出出上演，悲剧在不断地产生。已有定论的政治流氓王洪文、文痞姚文元，军界一些战功卓著的“将领”等，此外还有历次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各种小丑和打砸抢分子们。他们当中，就其个人来说，即使不能说他们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但他们确实有着浓厚的流氓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新旧体制正在交替转换之中，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给流氓意识的萌芽、泛滥造成了一定的条件，甚至这个阶级本身也在死灰复燃。据报载，我国东北、南方一些改革步伐较快的省份，已经有流氓帮会形成并大肆活动。此外，社会上治安、刑事案件的连续上升，也反映了流氓活动的猖獗。更为严重的是，反映在经济领域的坑蒙拐骗、巧取豪夺、弄虚作假等手段更是屡见不鲜。受这种流氓意识的侵蚀，我们的政治、文化领域，以及干部、职工队伍中也程度不同地泛滥着这种毒素。一些人在比赛无耻、吃得开否与脸皮薄厚有关。于是拉帮结派、卖身投靠、阿谀奉承投机钻营、欺上瞒下、结党营私。政治上，功利主义盛行。文化上，“痞子文艺”走红。这些，无一不是流氓意识的反映。
流氓意识对我们事业的侵蚀和危害是不容质疑的，首先，它搞乱了我们的阵营，亵渎了我们使命，败坏了革命的声誉。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阶层是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所由此产生的泉源……他们的性格是是极不坚定的，虽能作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事业和自我牺牲事迹，同时却又能干出最卑下的行为和最龌龊的勾当”（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其次，流氓无产者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他们极力挑动社会的不稳态势，借以趁火打劫、顺手牵羊、混水摸鱼。鲁迅先生早在六十年前就说过：“流氓得了时机，也是很厉害的，凡是一个时代，政治要是衰弱，流氓就乘机而起，闹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甚至将政府推翻，取而代之的也不少”（见日本新发现的鲁迅《流氓鱼文学》的默写本）。第三，流氓分子得势，导致人们思想混乱，失去安全感和正义感。事实证明，凡是流氓势力占上风的地方、单位和部门，均是黑白颠倒、香臭不分，群众生活暗无天日。鉴于此，伟大导师恩格斯曾告诫我们：“流氓无产阶级是各阶级堕落分子的糟粕，集中于各大城市，它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班家伙完全是卖身求荣和非常令人讨厌的。如果法国工人们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着Moreauxvieuex！——杀死盗贼——并且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