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语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北方的少数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大患，历代的统治者们对付这些马背上的民族的方法虽不尽相同，但真正解决问题的并不多，即便得到了和平，也不过是短暂的相安无事，而且中原往往还要付出大量金钱的代价，甚至有为数不少的皇室女子做了和平的赎买品，以一己一生的幸福与欢笑换取娘家人的安居乐业、奢侈淫乐。
北方的少数民族，前有秦汉时的匈奴，北魏时的柔然，后有隋唐时的突厥回鹘，赵宋时的契丹党项，此后女真南下，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掳北上，而后更强大的更具有杀伤力的蒙古人接踵而至，中原大地几百年内陷入血雨腥风之中，不得安宁。
蒙古人，这个在世界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地位的民族，他们的几位英武睿智的领袖：成吉思汗、忽必烈、拖雷、窝阔台、拔都等在历史舞台上也都曾留下相当显赫的一笔。蒙古帝国更是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大帝国，这些蒙古英雄绝不亚于西方人津津乐道的拿破仑、汉尼拔等名将，甚至他们的业绩还要远远地超过后者。
蒙古人在中原的统治始自1234年灭金国，1271年忽必烈大汗定国号为元，取《易经》中“乾元”之意；其后1276年破临安，抵南海，灭南宋，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建立起了大元帝国；此后元朝共传七帝。至顺帝时，陷入各地农民起义的大潮难于摆脱，最后于1368年顺帝弃大都北逃，成全了流氓僧人朱元璋的皇帝梦。
后来，人们对蒙古统治的评价逐渐多了起来，褒贬兼有，负面较多，尤其以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说法为其代表。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世也。”又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存矣。”本文试图结合相关事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蒙古人的统治方式，从而提出一种与黄宗羲的上述说法不尽相同的说法。
（二）恐怖绝非独家
黄宗羲的上述说法并不鲜见，在17世纪，尤其是经历了国破家亡惨剧的读书人对清朝的不满难于公开表达，因而蒙古人的统治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靶子，恨之入骨者有之，大肆指责者有之，破口大骂者亦有之。类似于唐人的借汉讽唐。黄宗羲的说法不过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罢了。然而，黄宗羲对历史的研究和分析也并非全无道理，我们去分析他的这种观点。
黄宗羲是把蒙古人的统治和秦朝的统治联系起来看的，这无可厚非。毕竟，在人们通常印象中，秦人兼并六国和此后十五年的统治不过就是靠暴政的支撑，而蒙古人建立帝国的过程也是如此，所到之处纵兵烧杀抢掠，建国后四等人种的划分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元朝法律，更是令后人为之愤慨。可是，暴政难道仅仅是秦朝和蒙古人的元朝所独有的吗？恐怖真的就是蒙古人留给世界的最深的记忆吗？
我们去看历史。
晚清学者谭嗣同说得很好，“三千年之政，皆秦政也。”秦朝的统治确实以残酷的《秦律》为准绳，以血淋淋的压迫事实为体现，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令人发指的一笔。
三千年中国史，除去赵匡胤得到宝座是因为欺负孤儿寡母的结果，其他哪位帝王在面登九五的过程中不是以大量无辜的白骨作为铺路石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绝对不是某一个时代的意外插曲。正如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对人类奋战前行的历史和煤的那个比较。夏商的粗暴带有一种原始的野蛮，春秋战国则是你死我活的争夺，汉武大帝开始学习着文明的放肆，东汉以及此后四五百年散发着死亡气息的糜烂，而后是隋唐，大运河，征高丽，天下乱，乱自上起，乱乃大作，还有后来的多尔衮、吴三桂、洪秀全等等。扬州和嘉定的血水还没有完全消弭，而又一次的血雨腥风又在弥彰。倘若计较战争中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哪一次又比蒙古少。前提当然在于蒙古人讨伐的面积太大、太宽广了。
至于汉人中站出来振臂一呼要收拾江山的朱皇帝更是个杀人不过头点地压根不假思索的主儿。真正世代绵延的不是孔夫子谆谆教导的仁义道德，而是杀人不见血的暴政基因。历朝历代，无论君主昏庸与否，在治理天下概莫能外。只是在程度和方式上有细微的区别。
因而说，暴政这种方式，绝不是蒙古人的独有，也不是他们的发明创造，秦朝也不应担这个罪名。甚至上溯到春秋战国，夏商周三代，三皇五帝，史前文明，我们会发现，恐怖对于统治者迅速确立起权威确实是一剂猛药。暴政的意义不在于其过程的屠戮，更关键的人们只注意的也不过是其结果。例如，大禹因一个简单的迟到失期斩杀防风氏的举动也更象是一个借机扬威的借口。但日后，部落联盟中一言九鼎的位置再也无法动摇。
何况，在人类历史上浩如烟海的记载里，我们又能找到几条关于与民为善的记载！西班牙人如此，罗马人如此，英吉利如此，俄罗斯如此，拿破仑如此，俾斯麦如此，亚历山大如此，彼得大帝如此，希特勒如此，连穆罕默德的圣战，从麦地那积累实力讨伐麦加也如此，和西楚霸王富贵夜行的表述也区别不大。
不过，我们也得承认蒙古人确实在征讨和战争中，也大量存在杀害无辜、草菅人命的事情存在，甚至将此作为一种政策来予以推行。所以，接下来我们去看蒙古人的恐怖政策。
（三）深入评价其政策
蒙古大军东伐西讨，南征北战，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建立起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帝国的同时，更是在各地都留下了蒙古人不修文德、大肆杀戮的口实。可是，我们仔细去分析蒙古领袖成吉思汗的发家之路，蒙古族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及蒙古族的生活特点，会发现这种以屠杀和抢劫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恐怖政策正是蒙古人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
美国学者威泽弗德在他的《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成吉思汗的部落原居于西伯利亚森林与南部温带草原的交界处，属于森林蒙古人，其文明程度不及草原蒙古人，每到猎物匮乏的年份，他们就会越出本部落地带，抢劫异族，这种以劫掠为生的生活方式一直被别人认为是野蛮的行径。但是他又说，这并不能仅仅视之为野蛮，而是狩猎民族的天性使然；森林蒙古人对异族发起的战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也不是出于世仇，目标在于越货而不是杀人。他们因此也有更迅捷的行动，更精明的思维和更勇猛的斗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