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5日凌晨，周吉在北京悄然地走了。
他不想惊动任何一个人。可是，他不知道，他的突然离去，还是牵动了北京的音乐界、牵动了新疆、牵动了新疆的文化界乃至拥有和喜爱木卡姆的人们。
我和周吉并没有深交，只有那么一次斗室相遇，别人介绍，两个人握手。就在那一刻，周吉的名字走进了我的心。还有那么几次的会上，我远远地望见了他。
5月6日晚上散步，同事的妻子胡平告诉我：“周吉走了！”我一惊。
同事叫王德光，1962年就与周吉相识。王德光长我八岁，我叫他老王。
5月7日上午，北京八宝山的兰厅，正在举行周吉的追悼会。那个时刻，我在老王家里坐着，两个人相对，谈着周吉。
老王说：“哎，周吉走了，朋友间的链条断了！”
周吉在北京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在北京，虽都相识、相知但联系不多，像一个个独自闪亮的珍珠。只有周吉到了北京，这些珍珠才可能被一条线串起，互相辉映，发出灿烂的光芒。周吉就像一个朋友链上的链轴，周吉走了，那个朋友的链条就断了。
老王说完，一阵怅然。
老王说，周吉的走，他并不感到突然。他知道他随时都会被他心中的那团“木卡姆”之火燃尽的。周吉太爱木卡姆了，“木卡姆勾走了他的魂！”他太不爱惜自己了，太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了。新疆木卡姆“申遗”成功，周吉退休后，老王曾劝他：“退休了，少干一点，工作节奏放慢一点，多注意身体，也许还能多干几年！”周吉说：“理论上是那样，但工作头绪多，木卡姆“申遗”成功，不是木卡姆保护的完成，而是木卡姆保护工作的刚刚开始，时不我待呀！”
谈到周吉，老王想到了一匹老马，一匹还在驾辕奋蹄的老马。驾辕的老马，纵然累死，你又能走多远呢？为啥不配些拉边套的呢？木卡姆的那团火，只燃在一个人的心中不行，要把那团火点燃在更多人的心中啊！老王还想到了鲁迅笔下《过客》中的过客，那匆匆的脚步，一直向前走着，智者劝他歇歇脚吧，过客就是不肯。所不同的是，过客的心中没有什么目标，或者说有目标只是朦胧的，而周吉的心中显然是有着一种光明在召唤，他像一只飞蛾一样奋力向那光明飞去——那光明就是燃在他心中的维吾尔的木卡姆。
谈到周吉，老王有说不完的话。
周吉原来只是一名普通的演奏手，现在却是一位研究音乐的研究员。为什么他能从乐手走到音乐家？老王说周吉是一个聪明、勤快、有心而又执著的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疆文工团推行民族化，要求汉族人学习维吾尔语，他在学习维吾尔口语和书面语之中，是较有成就的。这为他以后研究维吾尔音乐获取了通行证。周吉是上海人，他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时，学校想把这个具有西部艺术细胞的本土学子留下做教师乐团指挥，可他婉言谢绝了。他有自己的人生志向，维吾尔的民间音乐是他事业的沃土，离开新疆他还能干什么呢？他勤奋，肯出力。自治区大型庆典和突然而至的创作任务，大部分都落在他头上。他是快手，他好像有两个脑子。一次他一边给文艺宣传团的节目写总谱，一边还掺和旁边的棋局，给下棋的人支招。旁观的人都很惊讶。
谈到这些话时，老王很激动。
老王写了篇《与周吉相处的时光》，让我看看。
文章平实、自然，都是些他与周吉相处、交往的点点滴滴，双方都是对方一些重大人生问题上的见证者。他们还有共同的朋友，比如任正荣，比如霍旭初。老王与胡平结婚时，周吉是宴席的司厨；周吉与卢欣慰结合时，卢欣慰曾征询过老王的意见。1988年，周吉随天山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由上海遡江而上抵达重庆。周吉找到任正荣，任正荣把老王从北京召来，三人住在一起。任正荣找了一辆车，三个人游遍了重庆的山山水水，尝遍了重庆的各种小吃。1996年10月，周吉和新疆艺术研究所的梁树年、周树萱等人，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的最后编审工作来到北京。由于经费有限、住宾馆开支高，老王就请他们几个住在东星公司。近两个月的时间，老王亲眼看到了周吉在北京音乐界的关系网，在那张关系网中，周吉的活动如鱼在水；看到了周吉的那些朋友常树蓬、田青、王子初、许知俊、韩宝强、李松，李西安等。就是在东星公司的那个小小房间，群贤毕至蓬荜生辉；就在那个房间里，那个编撰长达十年之久的新疆各民族音乐的百科全书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老王要我代拟一副挽联。我想到了这么两句：心浸音乐心血竭，情倾朋友情谊长。老王说：你抓住了周吉的两个最大的特点：音乐、朋友。我知道十四个字的容量毕竟有限，概括不了周吉一生的成就和精神，还有他对维吾尔民族音乐木卡姆的巨大贡献。周吉已经溶进了维吾尔人民的音乐，维吾尔族人民也亲切地称他为“居玛洪”。这些血浓于水的意象，都可作联嵌入的。
说到周吉，说到周吉一生所追求的音乐和朋友，就不能不说到和音乐、和朋友有关的“酒”。老王和霍旭初曾谈到关于周吉对酒的独钟。老王以为周吉事业的成功，酒帮了他很大的忙。而霍旭初却不以为意，他说我不喝酒、不应酬，也照样研究克孜尔壁画。我知道那不一样。研究克孜尔千佛洞壁画，是一个人的事，你可以钻进洞里，钻进故纸堆，心潜于黄卷，面壁于色彩就可以了。而周吉他是要到民间去和维吾尔老乡打交道的，一碗酒一喝，再凭着他那口流利的维吾尔话，就成了朋友，老乡们就把他视为了自己人，你问他什么都好办了，只要他们知道的，他们都会倾囊而倒。还有巨大的“申遗”工程，是要把各方朋友的力量汇聚一起，形成一股滚滚巨流，才能冲破前进途中一道道艰难险阻的。老王也说，在中国的音乐界、在北京的那些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是因为周吉的豪爽性格、善饮和他对音乐的造诣、执著，征服了他们。他们亲切地呼他为“大胡子”。周吉去世后，田青彻夜未眠，撰了两副挽联：

“凭兄伟力龟兹乐终传神州万里
闻君驾到地藏王定列美酒千樽

活的痛快走的痛快真是一条好汉，
干活舍命喝酒舍命绝无半点虚情”。

这两副挽联活画出了周吉那副“大胡子”的外形和他那粗犷豪爽侠肝义胆内里的真诚。
5月11日上午，周吉的追思会在新疆艺术剧院举行。来自全疆的各界代表、周吉的亲友及慕名而来的市民、学生，五六百人聚集在大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