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二OO五年的六月十六号，一大早我从家里出门去煤矿里上班，和往常一样，准备去做几天然后再回家看看、住一晚，然后再去。以矿为家，以家为站。这是我在那家煤矿一年多养成的习惯，不是不想回家，完全是工作需要。但那一天去矿里后，我就再也没能走着回家了。即至回家时，我用了整整五年。
就在我去矿里三天后，也就是十九号，我受伤了。随后我被送去了医院。在泸州医学院的附属医院里住了一年多，我被转入煤矿附近的一家小医院又住了一年多。后来，我便被矿里逐出来了。
当时矿里逐我是名正言顺的。因为那时我的赔偿处理结果已经成了定局。劳动局已经裁定，矿方除了支付那笔一次性的全额赔偿金以及两年内的医疗费以外，不再有任何义务和责任支付我的住院费用，尽管我身上还有伤没有好。我一再要求也好，抗议也好，都无济于事，人家是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且得到了权威部门的认可的，所以，矿方负责人明确地给我说，“你不走也可以，但你知道费用该谁出，你看着办。”而我呢，先不说能不能承担那笔费用，就单说我愿意支付也没钱，我的所有赔偿还在矿方手里拿不出来（矿方只听了劳动局说的不支付医疗费，但却忘了一次性赔偿）。再有，我的那位律师先生说这还不太容易翻案的。这样我就只好出院，至于那个还未愈合的伤口就管不了了，医院断不能再住下去。开玩笑，就算不吃药不打针，光床位费什么的就得几百块一个月，再加生活费的话就更不得了了。这不是我能承担的。唯一的选择就是按劳动局说的，把超出两年的医疗费写好欠条，然后向院方说一堆子好话后出院。
但当时的我却回不了家。我家里的条件实在是有些糟糕。我家的房屋是经过爷爷和父亲连同我三代人修建起来的。由于当初爷爷选择地方时可能欠缺考虑抑或还有其他诸如经济之类的原因，把地址选在了一个山坡上。而后来也因为父亲和我都无经济能力进行彻底的改造，都是在拮倨的情况下依山搞点扩建。所以，我家的屋子与屋子之间都不是平整的，都有一两步甚至更多台阶。而且，屋子与屋子之间还有那一道道又窄又高的门槛。这对必须拄那个铁架子才能走路的我来说，无疑是寸步难行的，自然就不能回去了。
当时还有一个原因，我的赔偿款还在矿方手里。矿方拒绝一次性支付。我走法律途径的话得有一个过程，得需要时间，得来来回回往法院跑。而我家门口的那条小公路全是坑洼，当时正值雨季，车辆根本无法通行。这便使我想回也回不去了。
可租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了租房子，母亲跑了不少路。到我们乡里去问房时，人家会反问你租房子干什么用。大凡是铺面以及其他好多我进出方便的房子的房东，一听说是个病人，且既不是做生意，又不是待孩子（我们乡下好多人去街上租房，只为方便接送孩子上学），只是租着住，就都不同意了。他们不知道我的病有多重，他们猜想我都不愿回家了，可能是病得不轻，为了以后抢救方便（他们都知道我家那条路不好走）才来他们那里的。他们怕我死在那里。即便不死，房子给一个重病之人住过总也有些晦气的。偶尔有人愿意，或房租吓人，或房子却是楼上。总之，那时租房成了个大问题。
后来，母亲在我们村头靠大山脚的煤矿旁边找到了一处房子，我才搬了过去。那里虽说是本村，但离家太远了，有几公里路程，母亲很是抱怨。为了回家拿日常用品，为了回家摘几株菜，都要让本就体弱多病的她费了好多周折。好在时间不长，在那里，我住了两月半。在等待法院处理好我的赔偿后，我搬到了离家两三百米的地方。
这完全是那个好心的房东的建议。他听说我出院了，回不了家，便主动跑来找我。那里的房子原本是他的商店，他那时也正好没时间去看。他说我去最好，那里离家近，不仅可以当家住，还可以把商店再干起来，顺便挣点生活费。听他这么一说，我想想，是了！这老天爷待我还是不薄，大喜过望，于是便去了。
去了之后，才知道那里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好。我的饮食起居要母亲伺候，商店的货物也要她去进回，她整天忙得团团转，累死累活，在商店和家以及集市之间跑来跑去，为每件事情着急。我呢整日无所事事，除了看守商店就是陪邻居们玩牌，只能看着干着急，却帮不上她任何忙。而商店的利润也微乎其微。
在那里，我和母亲住了两年半。
两年半后，我刚好自费做了一次治疗。为了我的身体能尽可能地恢复，且想到母亲的劳累，想到在那商店也不是最好的办法，终究还是得回去，我便请工人把家里进行一系列必要的改造，然后搬回去了。
那时正是农历的六月，稻谷金黄的季节。那天阳光明媚，天空万里无云。
那天是二O一O年的七月二十三号，离那一次跨出家门去矿里已经是五年零一个多月了。当我被邻居背回家时，我有些激动。
2013.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