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所谓的故乡，就是半山腰参差十几户人家，几株不知几百年的参天枫树，还有山间弯曲的小路。从小村走到山脚，五里路，有一条鱼游浅底、晶莹剔透的溪流，小溪流经十里，汇入瓯江。母亲英明，在山脚下，能看见溪的地方嫁了一个姐姐，在能看见瓯江的地方，也嫁了一个姐姐，使我能在这样一个范围走动，以后就认为，这一片乡土，这一缕青山绿水，也是我的故乡。后来，上学、谋生之故，走过了云和县的乡镇、村庄，在许多地方留下了耕耘的足迹，也发现了许多历史的尘埃，最后，就认为，云和县所有的村庄都是我的故乡，就此为止，再也没有扩大。
对故乡更多的依恋就是童年和少年时期，在故乡发生的许多故事、许多憧憬，编织梦幻般的爱恨情愁，苦乐交加，回味悠长。最终，正如世人说的一样，乡情就是山间一座坟墓，母亲在里头，我在外头。
童年虽在小山村，那时却热闹非凡，生产队集体劳动，二十几号人集中在一丘田里有说有笑，我们小孩子当然也跟着大人，嬉闹在田野山间。看过金色的稻浪；闻过成片马铃著的芳香；玩过草籽花的万紫千红。那时，同龄人特别多，并且，我是家中最小的，自然，童年的乐趣也特别多，虽然好景不长，却也足够回忆一生，上树掏过鸟巢；下田抓过泥鳅；入水捉过小鱼；白天偷过青豆；夜里盗过桃子。这些事暂且不说。
最早有故事情节的记忆是从4岁开始。一群姐姐告诉我说：“你长大以后一定要打单只!”当时我也不知道“打单只”会如何，只是大人们说多了，就认为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一个很不好的事。过了几天，大人们又告诉我，只要我听话，就会将山脚下一个名叫“鹤凤子”的小女孩订下来，长大了给我做老婆。一段时间里，我就非常听话，也得到了大人的表扬，可最终还是遭到了大人的训骂。因为，我把姐姐们所有鞋子都偷偷地放在一个她们找不到的地方，并且放了很长的时间，最终被发现时，问我为什么？我说留着这些鞋子以后好给“鹤凤子”换洗用。这件事情一直被当着笑料，并且在村子里传播了好长时间，以致于在我十多岁时，还偷偷地跑到山脚下去看过“鹤凤子”。
略长些，父亲就教我习字。父亲算是村里有文化的，听说读了三年的“四书”，已读完了孔子文章和孟子文章，所以就当了村里的会计。一段时间，母亲总是在一旁说：“要记账读册子，要做官读五经。”可能是在母亲的影响下，父亲最早教我写的字是“土、石、田、地。”可最终，父亲还是教我读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子曰，有朋自远方来……”并且说，只要我好好读书，以后就会象“公社同志”一样去“工作”，就不用做社员。父亲记账经常用一本小小的红皮《历书》，书面上印有一个女青年开一辆拖拉机在犁田，父亲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以后就能像这个人一样有出息，开拖拉机。我当时就问，这个女青年是“公社同志”还是社员？到了晚上，躺在床上，我在想，如果所有的人都去做“公社同志”，都去“工作”，村里的田谁种呢？这种担心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事，到半夜也没睡着，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说出了口。对这两个问题，父亲也含糊其词无法回答，只是来了一个反问，问我工作了以后，拿了工资买什么回家，我毫不迟疑地回答，先买一个猪脚回家。
距村子一里，有个“平水大王庙”，是我们的乐土，因为，那里是我们上学的学校。庙宇是三直两进一天井的结构，几十个学生在那儿，感觉也较宽敞。上学那会儿，庙里已没有神像，也没有香火，在庙的下厅，用木板隔开，就成了教室。老师是别村人，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老师，我们只知道叫他胡老师，据说，做老师也是“记工分”的，在哪个村“记工分”，我们也不知道。四个自然村四个年级的同学一起在同一间教室上课，可是非常热闹的事，至于怎样上课的，已不记得，只记得每次上课第一件事，就是让同学来揭发某某做了什么坏事，比如：就有同学揭发，说我把尿拉到校门前的小水塘，还有低年级的女同学揭发，男同学偷偷地在她后面拉下她的裤子等等，然后，胡老师就叫被揭发的同学站起来，一节课也不能坐下，并且开始批斗，有时，一节课要批斗五、六个同学。
胡老师有个特点，就是经常开会，我们非常喜欢这个特点。星期一，我们背着书包来到学校，见校门未开，就在等老师，这是最好的时候，可以放心地玩耍，不会被揭发。可以在小水沟里筑堤坝，让水流到其它地方，形成一个大水库；可以在大树底下的空洞里烧火，烤番薯或青豆吃；还可以拿石头在墙上画了胡老师的像，并写上“胡老屎是林彪，要打倒！”待到中午，胡老师也没来，大家只好回家。第二天，老师来了，说昨天开会没来上课。到了星期四，老师说明天开会，大家不用上课，全体同学则欢呼雀跃，因为，大家又可以打水战、打泥战了。
二年级时，因为我的顽皮，发生了严重的“政治事件”。母亲经常到公社开会，也经常会带回来一些书，有一本书的皮很硬，上面有一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我把它撕下来做成纸飞机，能飞得更远。就在学校大门的角落，放了一个尿桶，是同学们下课时拉尿用的，有一次，我扔出纸飞机，鬼使神差，飞机竟然掉在尿桶里，被同学揭发了，说我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扔到尿桶里，这可是一件大事情，最后，胡老师定性，说我是反革命罪。这个罪名迅速在周围的村子里传开，并且影响了父亲，有人说父亲可能贪污了，也是反革命等等，还好，也没见什么人来调查。
无独有偶，就在当年，在我身上还发生了两次“政治事件”。一次母亲带我到公社开会，小孩当然只能在公社门口玩石子，巧的是公社曾书记的儿子也来和我一起玩，他比我小一岁，不知什么原因，我和他吵起来了，他过来打我，我也不示弱，推他，他摔倒了，满脸是鼻血，大哭，引得会议中止，全场人都出来谴责我，说我打了共产主义红色后代，我也未辩解，也知辩解无用。后来，听母亲说，送了很多的山笋干和鸡蛋，这件事情总算平息了。
也是在那年，母亲到县里开党代会，说我没来过云和，带着我一起来，可是第一次来云和，就闯了大祸。本公社的代表团住在东方红小学的教室，用桌子拼成床铺，教室里还有黑板和粉笔。大人去开会了，我无所事事，拿粉笔在黑板的右边画了几个很丑的小人人，写上“个个都是地主”，然后在黑板的左边画了几个漂亮的人人，写上“开会人”，当时我还非常欣赏自己